我认为刑事诉讼管辖问题主要应该从立法面相解决。时间所限，和大家汇报三点：
第一，《刑事诉讼法》第26条明确规定了“最初受理地为主，必要时主要犯罪地为主”的管辖原则。然而，大量司法解释，尤其是具体的“类司法解释”，冲击着刑事诉讼法本身的规定，导致实践中出现乱象。典型的例子是《关于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2022年）第三条：“有多个犯罪地的信息网络犯罪案件，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或者主要犯罪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。”。该条款关于多个犯罪地案件管辖权的规定，通过“类司法解释”超越了《刑事诉讼法》的规定。
第二，潘金贵老师分享的案例显示，法院因无管辖权，甚至公安办案人员冒充被害人，最后法院将案件退回检察院。法院此举依据的是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》（2024年“两高三部”联合发布）第12条。该条款规定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案件管辖提出异议，应当说明理由。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异议成立的，应当依法将案件退回人民检察院或者移送有管辖权的上-级人民法院审判。
可以说在该司法解释颁布之前，若法院采取此类举措，检察院甚至都可以拒绝。2017年《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（试行）》颁布，请各位注意，当时的文件是最高人民法院一家颁发的。也即，在2017年至2024年期间，若法院采取退案举措，实则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撑，存在诸多程序瑕疵与法律争议。
我有幸在2025年第1期《法学研究》刊发一篇关于驳回公诉的探讨，那属于学理层面的“畅想”。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，法院将此案退回人民检察院，没有刑事诉讼法典本身的依据。当前刑事诉讼程序中，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完成案件侦查后，向检察机关/部门移送名为“移送审查起诉”，而刑事诉讼法并无“法院将案件退回检察院”的程序设置。此类退回行为引发诸多程序难题。例如，若被告人处于羁押状态，其羁押期限如何计算？若在取保候审期间，相关期限又如何衔接？这些实体性程序后果无法仅靠司法解释解决，必须通过立法来革新。仅在司法解释里进行规定，完全没有任何的上位法依据，将引发无穷无尽的程序困境。
第三，关于指定管辖。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，上级法院可以指定下级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。对此，门金玲老师提出“回归刑事诉讼法本身，激活级别管辖规定，尤其是省级法院与最高法院的“级别管辖规则”的观点，我深表认同。需特别指出的是，虽然可以笼统地说刑事诉讼法第27条规定了级别管辖，但其并非无前提。该级别管辖规则的适用，以“管辖不明”为法定要件——即只有当案件的管辖权属处于“不明”的状态时，上级法院方可启动指定管辖程序，而非基于“便于侦查”“便于审查起诉”或“便于审判”等。实践中，作为律师，应当明确如何解释管辖不明。
再有，刑事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集中管辖现象，然而《刑事诉讼法》从未确立该制度。虽有实务观点主张批发式指定管辖可构成其依据，此论证显属不当。刑事诉讼须遵循程序法定原则，所谓“集中管辖”若以批发方式操作，实质构成司法裁量权的行政化异化。
综上所述，管辖问题成为焦点是权利意识提高的体现。当前，管辖规则的诸多条文有待充分激活与运用，律师群体在此过程中应当发挥关键作用。再次感谢西北政法大学、京都律所给予发言机会。
